1901年3月1日，一个浓眉大眼的胖小子出生在金州满家滩葡萄沟唐屯。满心欢喜的父亲唐克君给儿子起名唐宏经。唐克君是个小知识分子，靠教私塾维持家人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日俄战争后日本统治当局下令取缔私塾，唐克君为此失去教私塾的职业，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1916年，年仅16岁的唐宏经在熟人介绍下来到大连，在日本人开办的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今大连机车车辆工厂)当勤杂工，拼死拼活劳累一天仅挣1毛5分钱。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中国掀起了学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高潮。在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下，唐宏经和工友们报名参加中华青年会举办的业余学习和各种活动，受到进步思想启迪，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唐宏经和工友傅景阳、王立功及工人高及三等人经常凑在一起私下议论，咱们要想不当亡国奴，也得像京汉铁路工人那样组织起来。于是，他们酝酿建立一个像关内工会那样的工人团体。
想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成立工会，日本当局定不会同意。于是大家集思广益，在工会两字中间加个“学”字，事情就相对好办了一些。
1923年12月2日，沙河口黄河路658号门口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上午8点，一阵鞭炮声中，经当局批准的大连地区第一个工会组织——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成立。傅景阳当选为会长，唐宏经当选为工学会工人夜校部部长。
唐宏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对工会夜校工作十分热心，认真负责，下了班就一头扎在工作中。他对会员的文化程度进行全面调查，分期分批安排工友们到夜校学习，还根据会员倒班劳动的特点，采取多种学习形式，使昼夜班的工人都能得到学习机会。他带头登上讲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强调工人们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他说：“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是因为我们过去像一盘散沙没有力量。今天我们组织起来抱成团，力量就强大了。”唐宏经讲话实在，很受工人欢迎。因他工作热情，为人正直，敢于仗义执言，1925年12月，在大连中华工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他被工友们一致推选为副委员长。不久，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26日，大连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粗纺车间女工不堪忍受日本厂主剥削集体罢工。其他车间工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积极响应。当天晚上，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会长、共产党员侯立鉴将情况向工学会会长傅景阳、副会长唐宏经等人做了汇报。
为了将这场自发的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奴役、争自由、争人权的政治斗争轨道上，傅景阳、唐宏经等人连夜把情况上报给中共大连地委，并组织人员草拟了5项要求，作为工人同日本资本家谈判的条件。这5条包括了保障工人基本生活的经济条件和争取人身自由权利的政治条件，使罢工斗争目标集中，一开始就明确了方向。
4月27日上午8点，工人代表找到日方厂主角野。蛮横无理的角野拒绝工人提出的5项要求。于是，侯立鉴根据党组织和工学会指示，下令拉响了汽笛，全厂千余名中国工人一齐冲破工厂大门，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
罢工开始后，唐宏经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白天上班，晚上往返于中华工学会和罢工现场之间，把罢工斗争情况及时汇报给地委领导，协助委员长傅景阳指挥罢工斗争。
福纺大罢工使日本殖民当局为之震惊，但厂主角野却认为工人拿不到工钱，吃不上饭，不出3天，就会自动返回工厂干活，所以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角野先是勾结当局逮捕罢工领导人侯立鉴及其骨干，企图以武力镇压罢工；之后又采取欺骗手法，谎称工人已经复工四处活动；接着又派人到农村招收新工人。中华工学会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及时戳穿敌人的阴谋，同殖民统治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一面组织群众分赴各乡进行反招工，一面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生活，使罢工斗争得以坚持。
6月22日，正当罢工进入艰苦阶段时，日本警察查封了福纺纱厂罢工指挥部所在地——厂工人夜校，罢工群众的情绪受到沉重打击。听到此事的唐宏经立即带领13名身强力壮的工人赶到纱厂夜校。他上前一把撕下贴在门上的封条，质问赶来的日本警察：“你们凭什么查封我们的夜校？”唐宏经不畏强暴的果敢举动，极大地鼓舞了罢工工人的斗志，坚定了工人们罢工必胜的信心。
当天晚上，唐宏经向大连地委和中华工学会领导汇报了纱厂事态，并建议动员全市各厂工人声援福纺纱厂工人，造成强大斗争声势。党组织和罢工总指挥傅景阳等人一致同意。
第二天傍晚6点，13家工厂工人和纱厂附近农民3000多人，齐聚福纺纱厂北门外的一块空地上，大连工人阶级声援福纺纱厂罢工大会准时召开。傅景阳站在高岗上高度赞扬纱厂工友与资本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全市工人阶级向坚持罢工的福纺工友致敬！傅景阳讲话后，3000多人绕着工厂举行示威游行。唐宏经走在队伍前头，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工人团结万岁！”“反对抓捕工人！”等口号，指挥工友高唱《大连中华工学会会歌》。罢工工人的士气空前高涨。
游行结束后，中华工学会召开干部会议，决定趁热打铁，由傅景阳等工会干部出面，以中华工学会名义到大连警察署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结果，日本殖民当局以“组织示威游行犯日本刑法之骚扰罪”为名，将傅景阳拘捕。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统治当局，中共大连地委决定，由工学会副委员长唐宏经接替傅景阳工作，担任地委委员、工运部长，全面挑起领导罢工斗争的重担。
这时，中共北方区委也了解到大连罢工情况，派中共北京西城区委书记邓鹤皋及北方区委干部尹才一、张式沅到大连加强领导力量，并制定了根据实际情况“适可而止”的斗争策略。与此同时，中共大连地委和工学会还加紧了争取全国范围的支援工作，派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林升亭和国民党员李仲刚作为中华工学会代表，到广州向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大连罢工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
7月中旬，林、李二人由上海直达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他们分别向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国民党中央有关负责人当面做了汇报。全国总工会通电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厅，必须圆满答复工人要求，否则通电全国一律抵制日货，并停止日本轮船进口的一切工作。8月13日，国民政府决定由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向大连工人捐款2500元。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声明、函电以及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工人阶级的强烈要求，迫使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考虑尽快结束纱厂旷日持久的大罢工。大阪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社长专程从日本赶到大连，会见关东厅长官，察看停产已久的福纺纱厂，无可奈何地表示：“工人要求则必一一审度，苟有应改善者，渐次必予改善，以求圆满之解决。”
日本厂主让步的意向，意味着复工时机的到来。唐宏经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精神，派出罢工代表与厂主谈判。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劳资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1926年8月4日，唐宏经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来到福纺纱厂宣布复工命令。他站在一条板凳上，挺胸抬头精神抖擞，面对工人们期盼的目光，用洪钟般的声音说道：“工友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厂主基本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从今天起，我们正式复工！工友们，咱们只有团结起来，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同资本家做斗争，才能求得生存!”大家围着唐宏经，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震惊全国的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工，在中共大连地委和中华工学会的领导下，在全市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下，鏖战100天，终于以中国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取得了最后胜利！唐宏经在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增长了才干，更加坚定了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