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夜幕降临，一束时有时无、时强时弱的电波，便会划破北安镇的夜空，将一份份反法西斯情报，送往远在俄罗斯的共产国际大本营。室内，织袜机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在冲减电台发报的声音。室外，日本宪兵队带着探测机在探测电台的方位，空气紧张的让人窒息。而发报人却镇定自若，准确流畅地敲打着每一个密码。

发报人是谁？是辛培源。他怎么又当上共产国际的谍报员了呢？

话从日本侵略者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说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遭到国内外的纷纷谴责。中共满洲省委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地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满蒙为根据地积极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革命的政策!”并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反对进攻苏联!”“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等口号。

此时，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在密切关注中国事态的发展，并做出具体部署，除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日寇之外，还向中共提出紧急要求：尽快成立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中国支队”，在日军占领区获取日伪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以便掌控攻防先机。并明确告之，具体行动指令由总部直接下达，“中国支队”所有成员只和总部指派的同志纵向单线联系，不与本国地方组织横向联系。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57 个支部之一，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雷厉风行。中央将成立情报支队的任务交给北满特委。特委迅速选调了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共产党员配合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在东北多地建立情报站，开展情报工作。

恰在这时，辛培源北上找党，到达吉林后，与党组织负责人袁树柏接上关系。袁树柏就安排辛培源开始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其上线是原大连中华工学会干部、时任苏联政治管理局情报处第四科情报组负责人奚毓贤。1932 年4 月中旬，辛培源随奚毓贤一同入苏，接受了情报主任米哈伊鲁的特工训练。

回国后，辛培源化名袁培新，在北安以开鞋店为掩护，秘密侦察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队、地方自卫团等反动武装的兵力部署和伪满洲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从1932 年5 月至1933 年9 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9 次越过中苏边境到苏联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

后来，辛培源开始通过交通员袁树柏提供日军军情。按照袁树柏的安排，辛培源经常以跑老客为名到绥芬河活动，抵达绥芬河后，就住在绥芬河机务段工人甄福桥的家里。为了不引起他人怀疑，他有时化装成商人，有时化装成工人，有时化装成乞丐。

甄福桥有一个十分熟悉，同在绥芬河机务段工作的工友叫马金河。甄福桥知道马家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便对马金河说朋友柜上有一个年轻人叫辛培源，很老实、很能干，是否愿意把女儿马凤英嫁给他。在甄福桥的说合下，马金河与辛培源也认识了，接触了几次觉得辛培源确实老实能干，便同意了这门亲事。

时过不久，辛培源与马凤英在绥芬河结了婚，但辛培源并没有告诉妻子自己的真实身份。婚后虽夫妻关系和睦，但马凤英回娘家却哭着对妈妈说，丈夫三天两头不在家，东跑西颠的，晚上常是三更半夜才回家。

然而，马凤英哪里知道，为了应对日军对苏联构成的威胁，苏联急需获悉日军的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而这些情况只能通过秘密电台进行传递。1933 年9 月至翌年3 月，辛培源多次秘密前往苏联，化名利瑟夫斯基，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为了更隐蔽地从事谍报工作，1934 年4 月，辛培源把媳妇儿送回天津娘家，说要出趟门办货，需要七八个月才回来。之后他又到沈阳的弟弟家，说自己要到德国去学习机械，想借一些钱，弟弟借给他300 多元。之后，过了8 个月，辛培源寄回来一封信，说自己从德国学习回来了，一切很好。

其实，这一段，辛培源一直以店员职业为掩护，经常到北安、林口、宁安、绥芬河、漠河等地侦察敌情，曾秘密调查了哈尔滨飞机场和图们至佳木斯铁路沿线的山洞、桥梁、机关、车库及日本军事设施的情况，先后20 多次电告苏联。

虽说辛培源的保密工作做得挺好，但辛培源的岳父却看出点眉目，觉得女婿不像是在做买卖。在他看来，要是去做买卖，怎么会住在工人家里？再说了，他有时穿的挺立整，像个买卖人；有时穿的又脏又破，咋看也不像个买卖人。面对岳父的疑问，辛培源推三阻四地挡掉了。岳父便提醒他说，做事要谨慎一点，不要出了娄子。辛培源听后笑了笑，没吱声。

大约在1934 年八九月的一天，马金河休班，中午在绥芬河茂盛馆吃饭。突然，辛培源穿着挺破地走进来，机警地向屋内扫了一眼。马金河看是辛培源，便把他叫过来，和自己一起吃点饭。在吃饭的时候，岳父问他到哪里去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辛培源看了看全屋悄声说，到那边去了，道上很不好走。岳父明白，“那边”指的是江北苏联。知道他去时是从西北线漠河过的江，回来是从东线到了绥芬河。辛培源匆匆吃了点饭，走时还跟岳父要了几个钱作为路费，回北安去。

就这样，辛培源往往返返，多次到“江北那边”去做买卖。直到1936 年的一天，辛培源突然对岳父说不在原来的店干活了，而是凑了点钱，买了几部织袜子的机器，用了几个小伙计开了袜子铺。

其实，他是以袜子铺做掩护，在店铺后方搭了一个吊铺，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爬上吊铺，伴随着织袜机的响声，与外用电台联系，及时传递情报。

辛培源深知，自己是在狡诈凶残的日本关东军特务眼皮子底下活动，就像在刺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个人落入魔掌事小，但谍报器材被缴导致泄密、联络中断贻误战机，则会给整个情报网甚至整个战局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此时的辛培源，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利用自己曾经受过的训练，百倍警惕地避开日特，为共产国际当好特工。

尽管如此，由于辛培源经常使用电台，对外联络的信号还是被日本宪兵队用机器探测到了，并确定这部电台就在北安镇附近活动。北安镇的气氛一天天紧张起来，在袜子铺周围，每天都有便衣巡逻，并监视周边居民的出入。面对这种情况，辛培源虽然非常着急，却不敢轻举妄动，怕的是一旦暴露，将使整个情报网遭受破坏。恰在这时，辛培源又患上非常严重的伤寒病，卧床不起。于是，在得到上级的指令后，辛培源暂时关闭了电台，也让袜子铺停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