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召开“曾与焦裕禄同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作的老工人座谈会”时的场景。
1956年5月焦裕禄(右)在大连起重机器厂颁发劳动竞赛优胜旗的场景。
1956年7月22日焦裕禄(中排左四)与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工人文艺组合影。
1956年9月9日焦裕禄(前排左三)与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欢送援建内地三名工人的合影。
焦裕禄与爱人徐俊雅在大连的合影。
今天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他在大连工作时的情境。1955年3月,焦裕禄从全国“一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来到大连起重机器厂,担任机械车间主任(实习),1956年底,他奉调离开大连。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大起工人、干部一直口口传颂与他并肩战斗的那600多个日日夜夜。
本文作者刘功成在担任大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主任期间,于1990年10月15日召开了“曾与焦裕禄同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作的老工人座谈会”。25年过去了,他始终不能忘记这次座谈会。这不仅是与焦裕禄同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作的老工人的深情回忆感染了他,还因为他们手中已经有些泛黄的焦裕禄在大连的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
从工业的门外汉到
“全厂最棒的车间主任”
在座谈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是,焦裕禄在大起期间,很少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生产,整天在车间里转。有人问他:“焦主任,你一天能跑多少路?”他回答:“大约20华里。”1956年初,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工业化战略目标,工厂生产任务猛增,生产定额必须随之提高。一部分人以设备、人力不足等理由反对新的生产计划。焦裕禄二话不说,一头扎进车间关键部位——减速机工段蹲点,研究生产工序、设备状况、工人操作等细节,找到提高生产定额的依据。在车间生产调度会上,他一一列举调查数据,提出完成生产任务的设想和措施,使许多人大为吃惊,纷纷表示回去以后认真摸底,重新安排生产任务。结果新的生产计划很快得以落实并圆满完成。
焦裕禄在减速机工段蹲点时,哪里艰苦他就出现在哪里,什么活脏累,他就干什么。大锤抡起来,几下子就震得膀子发酸,焦裕禄一干就是一天。清洗减速机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焦裕禄操起风带就干,生产紧张时,他干脆把行李搬到车间,同工人吃住在一起。工友们说:焦主任身上的油同咱们一样多,跟这样的领导干活,累死也情愿。焦裕禄发现拧螺丝抹甘油的活技术性不强,却占去减速机组装技工的近一半工时。他便与车间工会主席商量,组织科室人员去干这些力所能及的活,并开展劳动竞赛,相互促进。1956年夏,焦裕禄根据实践经验写出《论劳动竞赛的前方和后方》等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阐述机关科室这个“后方”如何为生产第一线这个“前方”服务,车间基层干部怎样组织开展劳动竞赛等问题。这些文章刊登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厂报上,有力地指导了全厂生产。
焦裕禄到大连之前,对工业是门外汉。为担负起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担,他白天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向工人学习实际操作,晚上到工厂独身宿舍向企业管理人员请教理论,还从老厂长梁芝田那里借来《关于车间作业计划》等业务书,刻苦研读。仅用半年多时间,他就掌握了通常需要三年才能掌握的企业管理知识,由工业生产的外行成为指挥生产的“行家里手”。他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作不到两年,便被工人们誉为“全厂最棒的车间主任”。
生活中多才多艺 工作中严于律己
在座谈会上,大家众口一词地说:焦裕禄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综合素质很高。他尤其善长运用职工文体活动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生产发展。他组织机械车间职工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亲自拉二胡伴奏。精湛的表演,振奋了职工的积极性,焕发出全车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车间副主任刘仁永一向态度严肃,没有笑脸,很多工人怕他。焦裕禄让他指挥职工文艺宣传队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刘仁永说自己不会指挥。焦裕禄动员他:你是党员、干部,应该带这个头,并教给他如何指挥大合唱。在职工文艺演出大会上,刘仁永一上台,全车间工人的脸上都绽开笑容,歌声提高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也密切了刘仁永与职工的联系,改善了他和群众的关系。
焦裕禄对基层干部十分爱护又严格要求,热心地帮助他们改正缺点,搞好工作。一次,他向一位工段长询问生产进度,这个工段长说的数字不准确。焦裕禄沉下脸,工段长知道自己错了,当即表示回去重查。从此,全车间干部都清楚该怎样向焦主任汇报工作,必须有确凿的数据,半点不能含糊。焦裕禄发现工段长杨家盛常对工人发脾气,便对杨家盛说:“为什么要对自己的阶级弟兄发脾气呢?干工作不能靠发脾气,要靠党的政策,要靠群众,要靠说服教育。”针对四工段的生产计划只有工段长和调度员知道,工人不知道的问题。他对杨家盛说:“你把计划交给工人讨论一下,他们心里有了底,就会想办法完成。你一个脑袋,怎么能抵上几十个脑袋?”在焦裕禄的帮助下,杨家盛树立起群众观点,克服了经常对工人发脾气的缺点,学会了民主管理班组的工作方法,使全车间最薄弱的四工段变成经常受表扬的工段。
焦裕禄严格要求基层干部,更严于律己。1956年,大连起重机器厂职工90%上调一级工资。依据条件,焦裕禄在晋级之列,机械车间上报的晋级名单上有他。焦裕禄却恳求领导说:我是来实习的,这级工资不该涨,应该让给别的同志。车间领导劝说他:你的档案关系在这里,工作做得不错,怎么就不该涨。焦裕禄急了,跑去找厂长,陈述种种理由,结果如他所愿,工资不高的焦裕禄没有涨这一级工资。
“他心里装着工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事”
座谈会上,昔日工友们谈得最动情的是,焦裕禄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人,体贴工人,和工人心连心。
冬天,他担心工友们在机床旁着凉,便找来炉子给大家生火;担心夜班工友吃凉饭伤胃,便与食堂联系,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机床前。他常常白班劳累一天,晚班又陪工友大半夜,工友们亲切地称他是“夜班主任”。
1955年冬,女工李培娥休完产假上夜班。工厂没有托儿所,她便把孩子放在车间工具室的一个木箱里。焦裕禄知道后,便与工厂联系解决夜班托儿所的问题,一时未能实现。一次,李培娥去给孩子喂奶,却不见了孩子,慌了神。工友告诉她:焦主任在给你看孩子。她跑到车间办公室门外,隔着窗户看见焦裕禄正在办公,孩子睡在办公桌上,身上盖着焦裕禄的棉衣,睡得正香甜。李培娥禁不住流下热泪。焦裕禄对李培娥说:“工具室里冷,又不卫生,孩子放在那里不行,以后你干夜班,就把孩子送到我这里。这屋子又暖和又安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李培娥上夜班,焦裕禄便不顾一天的劳累当起“保姆”。李培娥活忙脱不开身时,焦裕禄就冲奶粉喂孩子。孩子尿了,他就给孩子换尿布,再把孩子哄睡。
焦裕禄对全车间500多名职工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哪个工人是几口之家他都能说出来。采购员潘凤友把爱人从黑龙江省接到大连后,工厂一时没有房子分给他。焦裕禄与他素不相识,又不在一个车间工作,但得知情况后,焦裕禄主动把自己住的两间屋子腾出一大间,让给潘凤友住。晚上,潘凤友看到焦裕禄一家老少7口人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里,孩子睡在地板上。他不过意地说:“老焦,我怎么好叫你一家受挤呀?”焦裕禄笑着说:“咱们都是革命同志,有困难就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潘凤友每每提起这件事,总免不了激动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焦裕禄,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焦裕禄平时对工友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他对家里的事,却总是粗心大意。当时,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抱着3岁的女儿焦守云上下班。一次,天冷路滑,徐俊雅打电话找他接女儿回家,他却没有离开车间。徐俊雅在路上滑倒,把女儿摔伤了。工友们痛惜地说:焦裕禄心里装着工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事。